跟他交往短短三年。他是香港人，史丹佛畢業。1999年，我們與HP合作NOTEBOOK沒多久，他就升任研發副總。他長得像李小龍，但是沒那種狠勁，高高酷酷地，決斷力強，才能在這樣的公司擔任研發頭頭。我們是他的廠商之一，但是合作問題很多。
到了年終檢討會，HP 的相關主管都來到台灣。冷靜的總經理，面貌兇惡又高大的採購副總，波蘭人David, 還有 Frank。ODM的合作夥伴是長期的，大家必須嚴肅檢討，不斷改進， 而不是換來換去。HP是來興師問罪的，依我的理解，我們確實有許多的錯。但是我們HP的小組，包含業務，研發與製造處長，決定粉飾太平，推銷我們的優點，爭取下一個訂單。這個會開的牛頭兜不上馬嘴，我們實問虛答，HP七竅生煙，陳總與HP的總經理坐在底下，不知該強力捍衛我們的團隊績效，還是該痛罵一頓，坦白說，大家都垂頭喪氣，氣氛冷冽。那時，Frank指名要我說幾句話，我其實早已坐立難安，應該說良心不安，被點名一時怒火中燒，我說: "事實上，我們搞砸了! 對不起，這許多錯誤，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。如果還有一次機會，我願意保證一定改善，絕對不會再讓你們失望。" 說完下來，我鬆了一口氣，客戶也就結束了會議。
晚餐時，想不到 Frank 還有可怕的 David都跑來跟我敬酒，說今天難得聽到一點實話。晚上HP開會決定下一個案子由哪家公司來接。第二天一早，Frank來到我的辦公室，關起門他說: "Steve, 因為我的強力堅持，我們決定把案子給你們，不要搞砸了。"我看著他，拿出我的識別證，往桌上一放: "Frank，我向你保證，如果搞砸，我就不在這家公司。"
這個案子還是經歷了大風大雨，期間，我父親過世，一年間我常往返台北彰化之間。當專案進行極不順利，我自己跳下來帶隊解決問題，駐廠幾個月，終於如期量產。我與 Frank也建立了信任。
一度，因為狀況不佳，他的團隊進來我們公司檢討，天天早上開會三小時，下午兩小時，晚上兩小時，我們團隊根本沒時間做事，雙方痛苦勞累不堪。我直接與Frank 溝通，要求改善雙方效率，早上一小時，晚上一小時。重點就是開會言之有物，先訂主題，必有回報，有優先次序。感謝他採取我的建議，效果顯著改善。
NOTEBOOK的硬碟是最脆弱的一環，稍用力放在桌上，就有可能因為震動諧振造成損壞，我們提議在底殼中央，加上第五隻腳，減少震動，HP團隊抵死不願意，我跟Frank 溝通之後，他們才通融改變。
HP一向很強勢，量產前，研發團隊會來ODM審核而後交接給量產團隊。時間到了，我們內部共識，還有幾個問題不能通過測試，實在無法同意交接。這嚴重違反與HP研發團隊的默契，我於是跟Frank 說明狀況，請他了解也尊重這個決定，這也代表我們研發團隊要日以繼夜解決問題，趕上時程。他同意他的團隊仍然過來審核，但不交接。
在我們雙方誠懇，且互相尊重的合作之下，產品相當成功。之後我請他來到我們上海的研發中心，他發表演講，我當場口譯，同仁極受鼓舞。
有一次他來台灣，我請他多留一天，週六我帶著他上汐止五指山，坐在路邊椅上看著淡淡雲海。我帶著歉意說: "Frank， 我不能帶你去酒店，也沒有帶你去打球，只讓你在這裡無聊，真是抱歉。" 他說: "Steve，假日不就是這樣嗎? 我自己也都是靜靜地過著週末，這樣很好。" 他沒有小孩，恬淡自得。
之後，我轉去另一個事業部PMCC忙著開發PDA與手機，他也離開HP去了紐約Symbol。有一次，他與太太來台灣，我請他們住了一天，看老鷹合唱團的DVD，在家裡唱卡拉OK。再之後，我們各忙各的，漸漸沒了聯絡。
2009年，我從統寶回來台北，遇到HP的研發團隊，忍不住打聽他，才知道他已經因癌症而去世。他與我大致同年，也許年輕一點。我好難過，在網路上找到一個向他致哀的網頁，我留了言。
人生路上，遇到了解，尊重也支持你的人，那怕是一同在一個椅子上發呆，都很自在。謝謝你，Frank，你有李小龍的帥氣，有很古典的中文名字，你是我的良朋益友。謝謝你。很高興與你相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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